 有研究顯示，越來越多香港人為精神疾病所苦。新增的精神科病例主要為焦慮症和輕度抑鬱症等，多由環境壓力所產生。另一方面，嚴重精神病的發病率側較為穩定，例如精神分裂症的患病率大約為 1%。然而，社會整體承受的壓力愈大，嚴重精神病患者亦難不受困擾。 許多患者一開始時均面對同樣的掙扎：我是否真的需要尋求精神科醫生的協助，又或者我的精神症狀已非一朝一夕，是否有必要治療呢？而且不單單是患者本身，關心患者的親友同事亦會面對同樣的苦惱，擔心應該如何與精神科醫生合作。筆者希望可以在此解答大家的疑惑。 讓我從精神科治療的人本一面開始。媒體對精神科工作人文層面的描述，遠較科學層面為少。其實，一如所有其他醫學學科，精神病學既是科學又是藝術。當醫生同時實踐兩方面時，對患者的康復最為有利。 簡而言之，不論病人的精神科病症性質與嚴重程度為何，筆者在作出科學層面的診斷和治療後， 無可避免地與患者花最多時間去探討的，是如何在病情中面對人生。讓我藉以下多個病例加以解釋。 對於一位在宿舍居住的38歲精神分裂症患者，由於在康復過程中，有很多現實考慮看似更加迫切，而且每當她和照顧者談及對戀愛的憧憬時， 照顧者總會顧左右而言他，因此談戀愛似乎是遙不可及的夢想。她耳邊的聲音亦時常勾起她內心的掙扎， 就如聲音會複述她的生活日常一樣。這一名患者明白，她耳邊的聲音並不是元兇。她已經接受這些殘餘的聲音，只是每次對於親密關係的渴求被提起，她亦每次總結為不切實際，倍感寂寞。當她對精神科醫生表達這所有思緒後，只望醫生能夠同時治療及理解。另有一名家庭美滿、生活富裕的商人接受輕度抑鬱焦慮症的治療。在他人眼中，他的社交和成功與人生不如意事風馬牛不相及，但這種對他的印象往往令人無法理解他的真實需要。 他也有脆弱的一面， 亦想得到他人嚴肅看待。他不需要什麼實際的幫助，只需要他人認真聆聽，但這其實更為困難。「功能康復」這個概念就令他苦不堪言，尤其每當精神科醫生問：「 最近心情怎樣...... 又會否影響工作？ 」又有一名7歲自閉譜系及專注力不足過度活躍症兒童的家長向我表示，在筆者成為第一人認同他對於課室陳舊吊扇搖搖欲墜、真有可能墮下的憂慮後，他們的兒子便開始在課堂中變得更為冷靜專注。另外有一名74歲長期焦慮症和輕度認知障礙婦人的子女亦告訴筆者，於筆者在某一次覆診中，對於他們的媽媽作為妻子、媳婦及母親，在圍村裏過時過節時面對的沉重壓力表示明白後，她多年來滿肚子的抱怨終於有所減少。那一次我慨嘆農曆新年、清明和中秋「一年足足三次！」，她就知道我也明白她的委屈了。 筆者是在觀察不少病人橫跨人生階段中，慢慢學會精神科治療人本一面的。實際上，筆者絕無可能單憑個人經歷悟出這些道理。筆者給予一名病人的有用建議，很有可能來自另一位患者的切膚之痛，兩名患者甚至不是同一年紀的。舉例而言，我可以毫不猶疑地告訴一個8歲自閉譜系男孩及其家長，男孩決心只做正確的事，而不是盲從附和，實在是彌足珍貴，因為曾經有一位78歲、同樣患有自閉譜系的無兒無女病人與筆者分享，無論有多困難，他都會盡心盡力照顧中風的妻子，因為他認為人就是應該要做正確的事。我也知道，當一位20歲少女告訴我，她意識到她的母親一直在情感上勒索她時，我總是不能全然放心同意，因為有一位65歲病人，雖然屢次向我投訴她85歲的母親時常提出無理要求，毁了她的一生，有一天卻說，當她和母親一同感染新冠病毒，母親被送往醫院隔離時，就是她最後一次目送媽媽離開，然後就天人永隔。事隔兩年，她依然潸然淚下。 讀到這裡，讀者可能以為，精神科治療中的人本成份較科學分析重要。事實並非如此。如果於診斷治療精神科疾病時漠視科學，最壞情況可以比不治療更差！筆者將在下一篇文章詳細解釋。 黃纘昇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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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第五波疫情下，大家過去數月的生活都十分艱難。疫情前的日子可能已經不容易。對一些人來說，本已千絲萬縷的家庭、人際、工作等問題，在這段時期或許更是雪上加霜。 盡管疫情必然牽動情緒，很多專家會建議以科學理性的方式面對疫情。筆者非常敬佩香港人的理性能力。面對如斯困境，大部分港人依然理智，盡其所能冷靜維持正常生活，例如改變消費習慣、謹守工作崗位，或幫助子女在不確定的環境中，謀劃將來。 人命危淺，朝不慮夕， 有時縱然感到理性的限制，但始終理性是對生活負責任的基礎。於是世事無常總是令我們思前想後，忐忑不安，惶惶不可終日。 這對很多來求診的人來說，不論男女老幼，更是常態。例如他們會反覆思考，怎樣才能把事情達至自身或身邊人所期望，甚至因而產生負面情緒，夜不能寐。身邊人總是提醒他們不要想太多，但對他們來說其實沒有選擇。因為日思夜想的動機，源自於至關重要的內心價值，根本不容有失。 筆者會提醒這些病人，總要忙裡偷閒，在生活中找出一些樂趣，尤其是一些與他們的生活角色完全無關的活動，更加理想。角色總是限制人，而暫時脫離角色則可以讓我們喘一口氣。例如很多人喜歡行山，我想不但因為可舒展筋骨和享受美景，更重要是與大自然的連結，可暫時讓我們離開世俗角色的捆綁。 然而，當前疫情令一切事難若登天。疫情爆發後，我們不可以再隨心所欲外出享受生活，而且無論在公事或私事均需調整眼界，以渡過疫情下或疫情後可預見的問題。換言之，我們的自由受到限制。在此情況下，怎樣還可維持身心的平衡呢？ 對此，筆者希望與讀者分享，在外在自由被限制的情況下，我們其實也可學習求之於己，得到內在的自由。或者現在更是學習的良機。 筆者修習打坐，透過打坐，在入定之時感受內心無邊的平靜，只需一席寧靜之地。筆者並非提議所有人均學習打坐，也沒此必要。筆者相信任何人都可以於日常生活中獲得內心自由。我們只需要專心致志，心神專注於當下某一事物，無論是呼吸、身體感受或是正在做的事，例如飲食、遊戲、工作和與人相處均可。在我們全神貫注於當下之時，我們會看到事物的真實情況。我們甚至可以看見事情總是在變。在這個時候，我們的生命就有了覺察，而不只是在腦中的思想。 其實我們並不需要放棄思考、為將來打算。理性思考的價值是肯定的。只是，如果我們可以深思熟慮，同時對自我及身邊的人和事懷有覺察，便會是截然不同的經驗，因為覺察使我們瞭解生命的本質、事物的真相。 黃纘昇醫生  移民前景近日成為城中熱話，而移民的最大原動力不外乎子女的將來。港人憂慮社會環境漸趨複雜，這一代青少年未來在港生活所面對的困難或將日益艱鉅。我們竭盡所能，希望為下一代營造更理想的環境。然而，我們又或會撫心自問，改善環境是否就是唯一能為我們的年輕人做的事？筆者希望分享一些臨床經驗，與讀者一同探討有關問題。 青少年期是人生中最為獨特的時間。在短短數年中，他們羽翼漸長，擺脫稚氣。即使撇除上述社會問題，成長期內的心理發展仍然不乏挑戰。年輕人的心智迅速成長，內心強烈的渴求建立自我意識。「我是怎樣的人呢？」「怎樣才是真實地存在呢？」「我有足夠的吸引力嗎？」「我要做什麼才能令自己和家人無憾呢？」這些都是青少年時常碰到、具有迫切性的問題。 在臨床上，求診的青少年不論是何病症，他們成長中的腦袋均會出現自我意識和社會角色等根本疑問。筆者發現，只要認真聆聽青少年人的內心掙扎，真誠交流，他們定能繼續茁壯成長，縱使過程仍可能荊棘滿途。這亦是幫助青少年最特別又珍貴的地方。 許多青少年因學業壓力沉重而求醫。教育本應順其自然，現在卻成為他們的千斤重擔。這些年輕人或患有ADHD等腦神經發展障礙。許多ADHD患者的家長竭盡所能，協助孩子在小學時期適應學習環境。然而，當子女踏入青春期，面對中學課程的挑戰之時，家長會發現繼續為他們的學業提供支援並不容易。這些青少年的學業成績或會倒退，令自信心和對學校的歸屬感繼而受到打擊。按筆者的經驗，與這些青少年以及家屬一同重整更理想的學習和社交生活習慣，會對他們有一定的幫助。然而，最為重要的是，作為成年人，應該幫助這些年輕人了解和接納自己，並協助他們根據本身的稟性尋找方向和目標。歸根究底，唯有他們可以為自己找到最佳答案。不少年輕人與家屬在覆診時告訴我，於找到方向目標和負責任的生活方式後，患者往往好像迅速成長，可謂士別三日，刮目相看，而他們的家長亦頓感欣慰。我深深明白，家長感到欣喜並不單單源於子女的成績表現有所改善，更多是因為孩子們的心智發展更臻成熟。 當年輕人因情緒問題而向筆者求診時，背後經常牽涉到嚴重的親子糾紛。這些青少年對家長的情緒反應非常敏感，而家長則認為他們少不更事且自我中心，親子之間即使進行溝通亦充滿磨擦，造成惡性循環，親子雙方均傷痕累累。雖然部分人會責怪這些年輕人，但我不敢苟同。筆者發現，許多孩子在步入青春期後實際上是更加關注父母的情緒，而非忽視，只是他們變得過於敏感，令他們只可以停止溝通，方能保持冷靜。深入探究，總能清楚理解背後的原因。例如，由於依附本能，有些孩子從小習慣將自己的行為與父母的情緒狀態直接掛鉤，到了青春期，他們的困境是根本沒有辦法既忠於自己，又同時滿足父母的基本情感需要。在幫助這些年輕人的時候，筆者的角色並不是令他們覺得自己有缺陷，而是從整體的家庭關係著手、協助他們重建更有效的溝通模式，從而幫助而非妨礙孩子的情緒區別發展。很多時候，只要家庭關係有所改善，這些年輕人的情緒問題便會迎刃而解，情感轉趨穩定，最終亦可重拾幹勁， 向外發展 。 在青少年問題中較為嚴重的情況是有關心理創傷的障礙。如果未有妥善處理，這些創傷不但可能損害患者的短期精神健康，更可能長遠影響其人格發展。誠如筆者於上文所述，青少年期本身已牽涉一定程度的自我迷失，心理創傷可以為他們帶來極大的痛苦。創傷或會損害他們對人的基本信任，令他們的自我意識有很大的起伏 。在治療中，筆者的角色是與他們建立信任，並且貫徹地就他們的自我感受提供反映經驗。雖然這些年輕人的康復過程仍可能崎嶇滿途，但是於痊癒後，他們往往不但會重拾自我，還能成長為更加心思慎密且有同情心的人。本人深信，克服創傷時的得着將會一直幫助他們應對未來人生的種種轉折。 最後，讓我們回歸文首提到問題。除了盡力提供理想環境外，我們還可以為年輕人做什麼呢？我們不可忘記，只要幫助年輕人真正了解和接納自己，他們往往可以自行找到人生方向。如果能夠對家庭關係充滿信賴，他們會感到安心，自然更有動力向外發展，探索瞬息萬變的世界。而最重要的是，倘若我們與下一代的關係建基於信任和肯定，則我們的年輕人定可不畏艱辛， 迎難而上 。 黃纘昇醫生 
過去一年，香港發生史無前例的巨變。先是社會動蕩、撕裂，至今仍無共識；後來新型冠狀病毒來襲，疫情沒完沒了。不論在生活或情緒方面，大家不免受到一定的影響。因此，在面診的時候，和病人談話的内容也離不開這個話題。
有一名年輕人一邊沉思，一邊對我說：「提到這問題，我内心就很痛苦，何以我們這一代要經歷這一切？」我問：「目前社會所發生的事，怎樣影響你對自己的感覺？」她答道：「我感到無能爲力，覺得自己毫無用處。」她的答案似曾相識，但通常是在家庭治療個案中聽見，回答的人多是兒童和青少年。在成長過程中，有意無意之間，兒女將父母的情緒歸咎於自己，但是又無法改變家庭現狀，結果痛苦莫名。在過去一年的社會運動中，年輕人亦將責任拱到自己肩上，但這次並不是為了家庭，而是關於他們與整個社會的連結。 有一名病人，是公司的中級管理層。他說：「我的公司就好像社會的縮影，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他有兩個孩子，不能隨便把工作丟了，但公司裡的人際關係，令他承受莫大的壓力。「朋友勸我，留下，就要接受現實；真的接受不了才離開吧。我當然明白這個道理，但心裡總是感覺這兩條路都不是答案。怎樣才好？」這名爸爸開始來見我的時候，適逢社會運動開始。他自言明白世途險惡，希望盡力幫助自己的孩子，多些認識當下所發生的事件，培養他們日後獨立思考的能力。因此，面診的時候，我們就反覆談起這個關於生活與生存的問題。讀者也許想知道，這名病人最後有沒有找到答案？簡單地說，有的。而且，他當初的説法是對的，因為他所找到的答案，與留下與否沒有直接關係。應該說，當他找回了內心的自由，自然能為自己作出最好的決定。 「我們這一代香港人，經歷太多。我當然知道問題所在，我亦明白年輕人的想法。雖然大家想法不同，但我仍可以與女兒討論時事。」這一名病人已屆退休年齡，一席話道出爲人父母的睿智。幾年前，我們還周旋於令他空虛失落的中年危機，最終成功渡過。據我個人觀察，能夠克服中年危機的人，説話大多言簡意深。我問他如何面對當前局勢，他回答說：「我每天都對這個城市認識更深，在社區中發現許多以前忽略了的有趣之處。」那次談話，提醒了我在亂世中，仍然保持覺察的可貴。 有一名長期病人對我說：「如此的局勢，如何教人開心起來呢？」通常遇上這類空泛的問題，我的腦海裡會視乎病人的個別情況，而浮現出不同的答案。不過，看這一名病人説話的神情，不像要我回答，倒像是情感抒發。但是，我心知這是一個關鍵性的問題，必須謹慎回應。我說：「最重要的是，大家守望相助。」 總而言之，希望大家能夠以智慧，懷著惻隱之心，安身立命，推己及人。 黃纘昇醫生  最近社會動蕩，整個香港不論男女老幼均受到嚴重的情感沖擊，影響無遠弗屆。暴力新聞日日新鮮，明白亂局對每個心靈的不同影響尤其重要。 無論是精神科醫生或是社會大眾，只有了解箇中影響，方能互相扶持，共渡時艱。因此，筆者在此剖析近期社會動亂對兒童的影響。 對兒童的臨床觀察 筆者臨床觀察所見，是每個小孩子反應各異。雖然兒童理應置身風暴之外，但在日常生活中難免受到周遭環境耳濡目染。在診症工作中，筆者看到有小童變得焦慮，呈現各種焦慮症狀，例如氣促、 發惡夢和驚恐等反應。可幸的是，除負面影響外，筆者亦看到對不公義不平則鳴的小孩子，受到社會運動啟發，愈見成熟。 安全感 筆者在為兒童診症時首先注意的是，社會運動有沒有直接或間接打擊他們的安全感。由運動開始至今，很多小朋友可能已經親眼目睹街頭暴力，有些則從新聞或成年人口中聽聞事態發展。一如成年人，親身經歷衝突會打擊兒童的基本安全感。因此，我們可從根本著手，即使越來越難實踐，仍須盡力避免讓小朋友觀看太多的暴力新聞或前往可能出現衝擊的地方。更重要的是，要確保小孩子在日常生活中繼續得到來自我們的安全感，這是只有父母或照顧者可以做到的。安全感建基於小朋友與我們的依附關係。與小朋友保持良好關係需要花時間和心機聆聽、陪伴和分享心聲。相信大多數香港人和筆者一樣，發現自己花費越來越多家庭時間瀏覽手機、看新聞，此舉可能令小孩子與我們日益疏離，甚至因看到我們憂心忡忡、自顧不暇而開始擔心。故此，花時間專注投入家庭生活，對子女和家長本人同樣有益。如果子女在日常生活中得到從家長而來的安全感，他們將可更加堅強， 以迎接外來的挑戰。 兒童與環境的關係 筆者於上文提到要避免兒童知道太多社會紛擾，其實是要讓小孩子感到安全。另一方面，小童的健康成長、道德發展亦建立於與社區、土地的緊密聯繫之上。小孩子也是社會的一份子，對時事感到好奇是人之常情。我們可以嘗試以符合子女年紀的語言向他們解釋時事，重點不是將我們的判斷強加於小孩子身上，而是讓孩子明白事情始末，認識人與人的關係，讓他們明白，不論政治立場如何 ，生而為人，每個行動均反映其所思所想。這亦是孩子在社交發展過程中需要建立的能力。最後， 我們應提醒自己，社會只是世界的其中一個環節。無論人際環境如何，自然世界一直滋養人類。無論社會環境順逆，孩童與自然環境保持密切關係，定可培養孩子愛護家園的情懷。 黃纘昇醫生  靜觀的精粹，就是客觀地認識並了解自己。 任何人都會有內心軟弱的時候，大腦的構造就是如此，人皆有之。嬰兒每每在脆弱時放聲大哭，這一種反應成年人亦然，只是經過歲月洗禮，大人們學懂了各種舒緩和掩飾的方法，可以不在人前示弱。然而，所有人總有些痛處，當應對機制失效，例如未能克服於人生轉捩點出現的挑戰時，就會被觸及，並以焦慮的方式出現，避無可避。 我們的常識通常告訴我們，對抗軟弱的最佳方法是堅毅不屈。只有強韌（即心理學中說的自我意識成熟）的人，方能克服軟弱的一面。 只是，這並不是靜觀之道的原則，亦不是我與患者進行心理治療的目標。根據我的經驗，無論患者年紀多大或者面對什麼問題，如果不面對和接納軟弱，則難以痊癒。 就以嚎啕大哭的嬰兒為例，我們知道，照顧者的擁抱就是最佳良藥。擁抱不單只代表肉體上的保護，更是心靈上的呵護，舒緩嬰兒的不安。與照顧者的親密關係是幼兒安全感的來源。了解嬰幼兒的這一種心理，正是很多兒童和成人心理問題治療方法的理論基礎。在心理治療中，藉着同理心的運用，亦可以在心靈上給予承載和舒緩。 臨床實踐並非如說來容易。在接受本人心理治療的患者中，有一名女士兒時屢遭虐待。有此經歷的患者通常在掙扎求存的過程中建立了各種應對機制。可是這些機制並非萬試萬靈，反而時常帶來更多的痛苦。我經常提醒自己必須小心翼翼，抽絲剝繭，與病人一同找出並轉化軟弱。這項工作絶非易事，在整個療程初期，她每次觸及傷處，都痛苦難堪，並化為行動表現，例如在診症室牆上塗鴉，甚至在我面前吞下小文具。如今，治療結束已有兩年，我有幸再遇上她，看見她情況大為好轉，深感欣慰。她的心境有所改變，雖然傷處猶在，但對她來說已非不能忍受。這個例子發人深省，是我其中一個最寶貴的經驗。 其實，除了尋求心理治療外，擁抱創傷有時可以不假外求，任何人都有能力愛護自己，而靜觀正是自愛的方法。 在靜觀中，我們學習關心自己的身心，覺察到腦中不同的想法，亦認識自己的感受。靜觀的精粹，就是客觀地認識並了解自己。真正而客觀的自我認識有時可以達到懷抱的效果，仿如被愛。這就是愛自己。這並不是對自我意識的成長沾沾自喜，而是坦然接納自身最脆弱的一面。 作為靜觀的修習者，我深明以上所言亦是知易行難。事實上，在我冥想的過程中，亦不時觸及內心軟弱，並非全是暢快的體驗。我時而感到脆弱和恐懼，時而感到噪動和憤怒。然而，如果我安然覺察這些感受一段時間，它們就會漸漸減退。在它們退去後，每每就是最令人舒暢的時光。 對你來說，軟弱是什麼？軟弱讓你恐懼嗎？還是令你惱羞成怒？抑或令你學到愛和憐憫？ 黃纘昇醫生  筆者任職公立醫院的時候，擔任兒童及青少年精神科病房的監督醫生，工作是確保住院孩子獲得安全見效的治療。由於並非主診醫生，加上院務繁忙，所以我需要訂立一套可行機制，既要符合時間效益，又能評估孩子在住院期間的身心健康狀況。當時的做法之一，就是將病房中的會議室闢作臨時遊戲室，每週一次親自與孩子們進行「遊戲時間」。 儘管原本開設「遊戲時間」的用意很簡單，這些每星期一次與孩子的約會，卻後來成為很多個案治療的關鍵。在這裡，我希望跟讀者分享其中有趣的經歷。 九歲的阿強(化名)患有嚴重過度活躍症，行為具攻擊性，對他人、尤其在課堂上造成嚴重干擾，門診醫生開出多種藥物均未見成效，需要送院治療。阿強在單親家庭長大，媽媽含辛茹苦，愛之深，責之切。除了母親，阿強亦已習慣從小被周遭人視為百厭精。 「遊戲時間」深受小孩歡迎，阿強亦不例外。而他最愛的玩意，就是坐在會議室的辦公椅上「飛凳」! 起初阿強飛得極為好鬥的，讓我既擔心他會不慎弄傷自己，又擔心其噪音滋擾隔壁的護士長! 但我知道他是在挑戰我的底線，這是他給我的信心測試。不久之後，雖然阿強還是很喜歡飛凳，但飛得來是平心靜氣、甚具協調性的，已不再是挑戰行為, 而是他享受的玩意。與此同時，阿強給我們的印象亦漸漸改變，不再輕易發脾氣。我們發現原來他很愛說笑的，大家都愛聽他的笑話，連病房中最為拘謹的孩子也被他逗得笑逐顏開。 十一歲的男孩瑪莉(化名), 呈現性別不安的早期特徵。瑪莉來自一個充滿矛盾的三代家庭，加上本身的性別認同問題，精神長期處於緊張狀態，家人束手無策，情況到了完全失控的地步，需要住院。 一直以來，瑪莉對人對事都戒慎恐惧、步步為營，入院初期對所有病房同事也一樣。有次他對其他小孩冷冷的道:「叫我瑪莉。」意外的是，其他小孩真的見怪不怪，有時還心急起來大嚷：「瑪莉，輪到你啦，別慢吞吞！」「瑪莉! 我真係頂你唔順啦!」過了不久，大家發覺他有點不同了，雖然有時略嫌老氣橫秋，但其實瑪莉是一個心腸軟，有同理心的孩子。 十四歲的阿欣(化名)，呈現邊緣人格障礙特徵，於單親家庭長大，與母親的衝突激發自殘行為，需入院接受治療。阿欣幹什麼事都提不起勁，在病房與醫護人員重複著在家與母親的爭鬥，跟醫生和臨床心理學家見面時，也是有一句沒一句。令我訝異的是, 阿欣在「遊戲時間」中，卻是判若兩人。原來，她是一個既聰明又敏感的女孩，雖然不愛說話，但當看見別的孩子神色有異，總會自然地加以援手，亦在有意無意之間，協助我令遊戲節目順利進行。 讀到這裏，大家或會認為這些孩子已逐漸地康復，但現實的情況是，一旦離開了「遊戲時間」，他們又會故態復萌。 不過，藉著「遊戲時間」與孩子建立的關係，帶來了更多深入溝通的機會。我了解到阿強的憤怒，並非如表面看來針對母親，而是感受到母親心中所承受痛苦之反應。瑪莉其實很想與家人修補關係，唯其家庭成員之間的矛盾，總令平時冷靜的他情緒失控。而阿欣則因母親的期望與已經萌芽的自我意識，南轅北撤，而產生極大痛苦。 「遊戲時間」固然輕鬆有效，但與孩子家庭進行的治療工作才是真正的考驗所在。這些家庭工作並非一帆風順，幸而，我與孩子在「遊戲時間」內所建立的信任，大大幫助我們克服重重困難。因此，出院的時候，他們的情況都得到相當的改善。 我時常想像這些孩子現在的發展如何。回想那段日子，家庭工作誠然是整個療程的軸心，可是，如果沒有在「遊戲時間」相處的時光，恐怕孩子們會一直對我們保持隔膜，令治療事倍功半。世事無常，一個人也好，一家人也好，生活難免遇上挑戰，但願他們不要忘記，世界上，總會有大人接納、包容他們，與他們同歡笑，並尊重他們對至親的深厚感情。 最近，一位媽媽帶着一名九歲的男童求診，六歲的妹妹亦跟在一起。男童有明顯的情緒問題，行為衝動，具攻擊性。不過，當我和他們玩遊戲時，兩兄妹大致上態度溫和，表現克制，小妹妹更再三表示對哥哥有絕對信任。原來，每當父母吵架，兄妹倆總是憂心忡忡，生怕父母總有一天會大打出手。我問：「我嘗試幫助他們改善相處，好嗎？」男童眼中閃現希望的目光，同意說：「好啊！」小妹妹也忙不迭說：「好啊！好啊！」我問：「你們不擔心他們在這裡吵起架來嗎？」男童答：「不會，因為有你在, 對嗎?」離開的時候，當兄妹自動自覺收拾玩具，男童說：「下次見。」我答道：「下次見, 這段時間, 請繼續疼錫妹妹。」他堅定地回答：「當然！」 黃纘昇醫生 我時常想像這些孩子現在的發展如何。回想那段日子，家庭工作誠然是整個療程的軸心，可是，如果沒有在「遊戲時間」相處的時光，恐怕孩子們會一直對我們保持隔膜，令治療事倍功半。 負思維為何物? 禪師曰：處之泰然  沒有淤泥，何蓮之有？ 根據一項本港精神健康調查，2010至2013年間，大約8%香港成人患上臨床程度的焦慮問題。在現今社會，焦慮症加上抑鬱症像疫症般肆虐全球。是項調查又顯示：儘管醫治焦慮症的方案日見成效，但仍然只有1/4患者願意求診。這或基於社會人士對精神疾病及治療手法存有誤解，是個不容忽視的問題。筆者希望與各位分享一點有關焦慮症的臨床經驗，因為加深了解才會帶來改變。
焦慮症患者所思所慮雖然各有不同，惟其惶恐不可終日的病徵則殊途同歸，令其痛苦莫名。大部分患者除了既驚且懼之外，面對自己的情緒，往往亦難以接受。這種“因恐成慌”的心理，是一種惡性循環。焦慮感覺觸發若干生理症狀，而生理症狀又導致焦慮感覺變本加厲。舉例說，不善辭令者每逢當眾發言，會手震心悸，呼吸困難。若刻意壓抑之，只會令心跳更加劇烈，呼吸更加短促。了解這種惡性循環，正是從心理學角度分析焦慮症的基礎，是治療中重要的第一步。 作為醫生，筆者認為焦慮是一種自然而然的生理反應，在心理壓力下產生，就像身體不小心碰傷，該部位就會瘀腫；上呼吸道受到感染，就會流鼻涕。大家必定同意，瘀腫與流鼻涕，均是身體在壓力下作出的正常反應，不用因而驚慌。除非是免疫系統失調等特殊情況，否則，無論這些病徵帶來多少的不便，大家都視之為理所當然，而且知道症狀最終會消失，相信身體會自行康復。然而，當大家面對焦慮情緒的時候，為何總是忘記以同樣的態度去處理呢？ 原因眾說紛紜，但筆者認為也可從人際心理的範疇理解。上文提及不善辭令者當眾發言，表現緊張，可能出於害怕當眾出醜的心理，擔心遭聽眾非議，結果造成焦慮。又舉例說，驚恐症患者擔心突然發病，導致昏厥。從表面看來，這好像不涉及其他問題，也沒有明顯的誘因，但如果心理治理師抽絲剝繭，准會找到蛛絲馬跡，像是擔心昏厥不能照顧孩子的母親，不只是出於天下父母心，亦可能出於不想人家說這個做媽媽的，一無是處。 重要一提，焦慮症的出現，正如其他精神疾病一樣，是由許多因素所造成的（例如天性過敏乃先天遺傳）, 而人際關係則是其中之一。但是因恐成慌背後，必有隱藏的原因。若妄下結論，把患者視為弱者，唾之棄之，則本人不能苟同。而事實上，情况剛巧相反，患者之所以焦慮，皆因其在人生路上，正嘗試面對具個人意義的困難。當眾發言而不能神色自若，表示待人接物態度認真。為了照顧孩子而擔心驚恐症發作，表示這名母親天職不敢忘。 負思維為何物? 禪師曰：處之泰然。活在當下，定會發現每個負思維，總帶着一份正能量。負與正，缺一不可。沒有淤泥，何蓮之有？--黃纘昇醫生  許多時候，我們會強迫自己奉行正確的育兒方法。在此過程中，我們批評兒女行為的同時亦在批判自己。或許，若干行為技巧的確是理想的育兒之道，卻總是知易行難，往往令我們愧疚自責。 很多人問我如何評價現時風行於社交網絡的種種育兒資訊。問者會接着說：「這些資料似乎都很有道理，但每當我在仔女身上試用的時候，總是徒勞無功。」然後，我會說：「我認為這些資訊大部分都有道理，但是，如果家長只在行為上下功夫，就別期望子女會有轉變，即使有亦不會長久。」
其實，除行為外，孩子的成長和健康亦有賴生理、心理、家庭、教育以及社會等其他不同因素相輔相成。無論是誰，這些因素都不可分割，互相影響。兒童精神科醫生的日常工作就是默默仔細評估，衡量各項因素，深入剖析每一個孩子的問題，然後針對個別孩子和家庭尋找行之有效的療法。 然而，我寫這篇文章的目的並不是尋根究底，亦並非描述臨床分析的過程或撰寫一篇學術文章，而是與同為父母的讀者稍作分享。 許多時候，我們會強迫自己奉行正確的育兒方法。在此過程中，我們批評兒女行為的同時亦在批判自己。或許，若干行為技巧的確是理想的育兒之道，卻總是知易行難，往往令我們愧疚自責。 一位接受家庭治療的妻子在其中一節尾聲向我說：「我相信我想通了！我過去總是憂心忡忡，四出求問專家如何改變子女，但關鍵原來是改變自己。改變自我後，我們的關係亦有所改變，子女亦漸漸變乖。」多年來，這對家長的兒子反叛暴躁，女兒則情緒焦慮。丈夫贊同妻子所言：「我們只要冷靜就可以了！冷靜令我們更了解我們和一對子女。」作為這一節的總結，我說：「正是！我深知你們付出了多少才有此覺察。現今為人父母，生活逼人，支援不足，要在相互關係中保持自覺更加難能可貴。」這對夫婦告訴我，在他們專注於重建關係後，其子女的情況亦大為好轉。我在此強調，這次治療過程全無提及任何育兒技巧。對於家庭治療師，這種轉變見怪不怪。如果家庭成員能改善彼此關係，子女問題通常亦會迎刃而解。我想說的是，一旦領悟到家庭關係何等重要且無可避免，則我們會發現，或者為人父母真正要作的決定，必定是對小孩和自己同樣重要的決定。 我還想分享一點有趣的診症點滴。許多時，在我還在問症、與小孩子談論日常經歷時，在旁的家長會眼泛淚光。孩子們則會戰戰兢兢的問父母：「你為何要哭？」父母此時通常無言以對，而我則會支持父母而對孩子說：「為何不可以哭？人人都會哭，就和你一樣！」在孩子認真回答：「也對」之時，家長和我總是啼笑皆非，片言隻語已經足以令親子交融。每位父母落淚原因不盡相同，但我相信他們在看到孩子和我談話時，均會驟覺孩子是獨立思考的個體，但又與自己同出一轍。我深信此覺察正是所有健康親子關係的基石。 小孩很少有識見或膽量批判父母的關係，直至青少年時期。無論如何反叛，差不多所有的青少年其實仍極受家庭關係影响，甚至會引起更大的情緒反應。尤記得我曾於精神科病房遇上一位青年，被診斷有强迫性暴力。他不能自制而須施加鎮靜劑和約束。此時病房需要我判斷是否應將他轉送覊留病房。由於不欲妄下決定，所以我請他的父母到醫院了解。在病房中，我們一同坐在身穿約束衣的病人身旁。令人訝異的是，病人接着娓娓道出他脾氣暴躁的原因在於對家庭生活和自身的不滿。他的雙親不忍目睹兒子瘋瘋癲癲，首次毅然正視兒子對家庭狀況的疑問。父母認真的回答令青年冷靜下來，以後亦再無當日癲狂之狀。我其後發現，這位病人原是很溫柔孝順的人，只嘆未能控制反叛期的內心鬥爭，以至差點喪失理性。他對心理治療反應非常好，相信他與家人在精神科病房中的一席話正是治療的轉捩點。 我無意於本文提供任何具體育兒技術。我能夠給予各位讀者的最重要育兒意見，就是先覺察自己，並讓孩子們明白，無論發生任何事，我們都會帶着信心面對生命。到其時，與我們唇齒相依的子女，自然亦會從容自若地生活。 —黃纘昇醫生 心理鬥爭過程雖苦，但正是真誠坦然地回顧人生的良機，可以帶來重大啟示，令人生更加多姿多彩。  「心理發展中心」這個名稱令很多人以為我們主要服務兒童，實則不然。我們名字其實反映我們對於男女老幼均應重視心理發展的信念。
心理發展理論權威愛利克‧艾瑞克森（Erik Erikson）（1902-1994）相信，人的個性會在一生中不停發展，故應剖析8個不同階段的人生挑戰，方能健康蛻變，成熟處世，令生活更為豐盛。在這8個人生階段中，5個在孩提和青春期出現，3個則須於成年後經歷。這3個較後的階段分別為「親密對疏離」，通常於18至40歲間出現；「繁衍對停滯」，通常於40至65歲間出現；及「圓滿對失望」，乃於臨終前面對的試煉。艾瑞克森提出，如年輕時已充滿波折，則成長後出現精神問題的機會亦會大增。然而，艾瑞克森亦深信，憑藉合適的心理治療，成年人亦有機會回首年少時的考驗，為新挑戰作好準備，重享美好人生。 艾瑞克森重要的個性發展理論讓我了解病人的成長掙扎。鑒於很多精神問題常觸發於人生危機，因此，除處理病症本身外，精神健康工作者亦亟須協助患者了解並克服個人挑戰，方能解決癥結，防止復發。從心理動力學角度分析，心理鬥爭過程雖苦，但正是真誠坦然地回顧人生的良機，可以帶來重大啟示，令人生更加多姿多彩。 因此，在我從事精神治療的生涯中，最有意義的莫過於獲得求診者信任，與他們亦師亦友，一同經歷人生，對症下藥，在互信和積極的關係中互相了解認同、給予意見或者共同探討人生，助其克服生命中最大的難關。—黃纘昇醫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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