診症室裏的人文與科學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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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研究顯示，越來越多香港人為精神疾病所苦。新增的精神科病例主要為焦慮症和輕度抑鬱症等，多由環境壓力所產生。另一方面，嚴重精神病的發病率側較為穩定，例如精神分裂症的患病率大約為 1%。然而，社會整體承受的壓力愈大，嚴重精神病患者亦難不受困擾。

許多患者一開始時均面對同樣的掙扎：我是否真的需要尋求精神科醫生的協助，又或者我的精神症狀已非一朝一夕，是否有必要治療呢？而且不單單是患者本身，關心患者的親友同事亦會面對同樣的苦惱，擔心應該如何與精神科醫生合作。筆者希望可以在此解答大家的疑惑。

讓我從精神科治療的人本一面開始。媒體對精神科工作人文層面的描述，遠較科學層面為少。其實，一如所有其他醫學學科，精神病學既是科學又是藝術。當醫生同時實踐兩方面時，對患者的康復最為有利。

簡而言之，不論病人的精神科病症性質與嚴重程度為何，筆者在作出科學層面的診斷和治療後， 無可避免地與患者花最多時間去探討的，是如何在病情中面對人生。讓我藉以下多個病例加以解釋。

對於一位在宿舍居住的38歲精神分裂症患者，由於在康復過程中，有很多現實考慮看似更加迫切，而且每當她和照顧者談及對戀愛的憧憬時， 照顧者總會顧左右而言他，因此談戀愛似乎是遙不可及的夢想。她耳邊的聲音亦時常勾起她內心的掙扎， 就如聲音會複述她的生活日常一樣。這一名患者明白，她耳邊的聲音並不是元兇。她已經接受這些殘餘的聲音，只是每次對於親密關係的渴求被提起，她亦每次總結為不切實際，倍感寂寞。當她對精神科醫生表達這所有思緒後，只望醫生能夠同時治療及理解。另有一名家庭美滿、生活富裕的商人接受輕度抑鬱焦慮症的治療。在他人眼中，他的社交和成功與人生不如意事風馬牛不相及，但這種對他的印象往往令人無法理解他的真實需要。 他也有脆弱的一面， 亦想得到他人嚴肅看待。他不需要什麼實際的幫助，只需要他人認真聆聽，但這其實更為困難。「功能康復」這個概念就令他苦不堪言，尤其每當精神科醫生問：「 最近心情怎樣...... 又會否影響工作？ 」又有一名7歲自閉譜系及專注力不足過度活躍症兒童的家長向我表示，在筆者成為第一人認同他對於課室陳舊吊扇搖搖欲墜、真有可能墮下的憂慮後，他們的兒子便開始在課堂中變得更為冷靜專注。另外有一名74歲長期焦慮症和輕度認知障礙婦人的子女亦告訴筆者，於筆者在某一次覆診中，對於他們的媽媽作為妻子、媳婦及母親，在圍村裏過時過節時面對的沉重壓力表示明白後，她多年來滿肚子的抱怨終於有所減少。那一次我慨嘆農曆新年、清明和中秋「一年足足三次！」，她就知道我也明白她的委屈了。

筆者是在觀察不少病人橫跨人生階段中，慢慢學會精神科治療人本一面的。實際上，筆者絕無可能單憑個人經歷悟出這些道理。筆者給予一名病人的有用建議，很有可能來自另一位患者的切膚之痛，兩名患者甚至不是同一年紀的。舉例而言，我可以毫不猶疑地告訴一個8歲自閉譜系男孩及其家長，男孩決心只做正確的事，而不是盲從附和，實在是彌足珍貴，因為曾經有一位78歲、同樣患有自閉譜系的無兒無女病人與筆者分享，無論有多困難，他都會盡心盡力照顧中風的妻子，因為他認為人就是應該要做正確的事。我也知道，當一位20歲少女告訴我，她意識到她的母親一直在情感上勒索她時，我總是不能全然放心同意，因為有一位65歲病人，雖然屢次向我投訴她85歲的母親時常提出無理要求，毁了她的一生，有一天卻說，當她和母親一同感染新冠病毒，母親被送往醫院隔離時，就是她最後一次目送媽媽離開，然後就天人永隔。事隔兩年，她依然潸然淚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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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到這裡，讀者可能以為，精神科治療中的人本成份較科學分析重要。事實並非如此。如果於診斷治療精神科疾病時漠視科學，最壞情況可以比不治療更差！筆者將在下一篇文章詳細解釋。

黃纘昇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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